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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果

1.1孕產婦不同時期

SCL-90測試結果與全國常模比較

①軀體化、焦慮因子評分各孕產期都顯著高于常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②強迫因子評分在孕中、晚期和產褥期顯著高于常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③人際關系、恐怖、偏執在孕早期與產褥期均明顯高于常模，除孕中期的恐怖因子、孕晚期的偏執因子與常模接近外，孕中、晚期的人際關系因子等均低于常

④各孕產期孕婦的精神病性評分與常模接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⑤敵對因子評分在產褥期顯著高于常模；

⑥陽性項目在孕早、中期顯著高于常模。

⑦除精神病性因子外，孕產婦不同時期SCL-90測試結果的陽性項目數和其他因子評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陽性項目數和人際關系、抑郁、焦慮、恐怖因子呈“U”形變化，偏執因子呈波浪形走向。

1.2不同時期

SCL-90結果的多重比較軀體化因子評分隨著妊娠期進展逐漸升高，除孕中期與孕晚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其他各期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強迫因子評分逐漸升高，孕早期與孕中期、產褥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孕中期與孕晚期、產褥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人際關系因子先降后升，產褥期最高，其次為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各期差異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抑郁因子先降后升，產褥期最高，其次為孕晚期、孕早期、孕中期，各期差異比較均有統計學意義。焦慮因子先降后升，產褥期最高，其次為孕晚期、孕早期、孕中期，孕早、晚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余各期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敵對因子評分有上升趨勢，但孕早期與孕中、晚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余各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恐怖因子評分先降后升，產褥期最高，其次為孕早期、孕晚期、孕中期，除孕中、晚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余各期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偏執因子分均呈波浪形走向，孕早期最高，其次為孕晚期、產褥期、孕中期，各期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陽性項目數先降后升，孕早期最高，其次是孕中期、產褥期、孕晚期，除孕中期與產褥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其他各期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2討論

2.1不同時期孕產婦心理健康水平不同

孕婦的不良心理反應不僅會增加妊娠期并發癥，同時也可導致胎兒生長發育障礙。孕婦過度緊張、恐懼、悲傷等可使血管痙攣、腎血流量減少，影響母體內分泌和胎兒血液循環，進而影響胎兒發育。孕產婦保持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現狀，情緒狀態穩定至關重要。任何一次懷孕和分娩過程都不僅是一種生理變化，而是孕婦生理的、心理的和社會角色的重新整合。因此，各級婦幼保健院及相關組織應對孕產婦開展有針對性的、常態化的心理測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詢和治療服務，必要時開展心理危機干預服務。本文調查結果顯示，孕產婦普遍存在極顯著于常人的焦慮和軀體不適感；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產褥期又分別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強迫、人際關系緊張、抑郁、敵對和偏執，與國內文獻[3-4]報道結果基本相符，這給孕產婦的心理保健和臨床心理咨詢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文結果還發現，孕早期婦女的敵對，孕中、晚期的人際關系，孕中期和產褥期的偏執情況明顯好于常人，這可能與當前孕產婦的社會和家庭支持系統良好有關。

2.2孕產婦不同時期心理健康水平變化規律

本文從縱向視角對510例孕產婦進行了組內設計調查，分析了四個不同時期孕產婦的心理狀態和變化特點，研究歷時3年。繼往對產后抑郁情緒、抑郁癥等報道較多。對產前心理健康問題的研究結果不一，缺乏系統、長程縱向的研究。本文將孕產婦不同時期的SCL-90結果繪制基本變化曲線，結果發現：孕產婦的軀體化、強迫、敵對因子逐漸增高，隨著孕產婦孕周的增長，其身體不適、強迫傾向和敵對情緒等癥狀會不斷加重，并在產褥期到達頂峰，這可能與妊娠、分娩這一應激事件對孕產婦的持續作用有關；總陽性項目數和人際關系、抑郁、焦慮、恐怖因子呈“U”形變化，提示孕產婦總體心理健康水平在孕早期和產褥期較差，孕中晚期好，這與龔愛香報道結果基本相符。孕早期和產褥期心理健康水平較差可能與妊娠、分娩生活事件剛剛發生，體內激素水平迅速發生改變等有關，孕中晚期心理健康水平較高可能與早孕反應消失，適應妊娠和獲得家屬及社會的支持有關；而偏執因子的波浪形走向則提醒我們在孕產婦的孕早晚期可能會有固執、敏感、多疑等偏執癥狀。總之，孕產婦不同時期均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問題，且很多問題是有延續和變化規律的。不同妊娠時期都應對孕產婦開展必要的、常態化的、有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指導工作，增進孕婦心理狀態的穩定性。

作者：錢雙鳳 史金芳 姜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