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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經濟轉型；經濟法；市場經濟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將中國的計劃經濟成功的轉型為市場經濟，隨著人們生活的富足和法律意識的增長，我國的經濟法日益在經濟轉型中占據重要地位。

一、中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

首先，需要明確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法的相關概念。我國經濟轉型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關于經濟轉型主要有這么幾種概念，一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二是由低級經濟形態轉向高級經濟形態，學界一般比較贊同第一種概念。但是在今日經濟轉型有了新的提法，即更要利用現代科技進步，促進傳統經濟轉變，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注重創新和高科技的發展。此時我國經濟法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70年代以前被稱之為傳統經濟法，70年代之后則被稱為現代經濟法。

二、中國經濟法的特殊之處

中國經濟法的特殊在于主要是由于中外不同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中國特殊的經濟法規定。西方的現代經濟所出現的問題是資本主義過度的自由競爭而造成的高度壟斷，自身調節失靈不斷循環爆發經濟危機，從而嚴重干擾了經濟正常的發展，于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政府手段調節市場經濟。此時的經濟法是國家在面對市場問題使用強制政治手段來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西方的經濟法可以說是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而中國在發展現代經濟時所出現的問題卻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中國經濟轉型中所出現的主要問題是政府前期出現的一些的行為破壞了經濟活動中的競爭秩序。所以，中國的經濟法在經濟轉型時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是簡單參照西方經濟法所能夠解決的。中國由于改革時間比較短的原因，雖然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當中，當未達到一種成熟的高度階段。但之前一直在強調的是政府調節經濟、彌補市場經濟不足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已經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所以，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經濟法應該是更注重促進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而不是去補充市場的調節的不足。經濟法最主要的作用應是調整市場經濟活動，政府應該注重培養經濟法可以作為經濟活動可依之法，糾正人民固有印象中的人治思想，使人民能夠樹立法治的觀念，達到在經濟活動中遵守法規的效果。西方現代經濟法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而起作用的，而中國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方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其中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主導著經濟的發展。雖然與計劃經濟時代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公有制的特征未曾改變。而現代經濟法功能發揮的社會條件是政府盡量不干預經濟，只是起規范作用，而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不只是干預經濟，其本身往往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這就是我國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經濟法的獨特地位，這種獨特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較為薄弱，機制相較不完善，所以中國政府必須要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督、管理，提前預防不正當競爭等行為，以防傷害到我國市場經濟繼續的健康發展，以求建設起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平競爭、規范高效的市場經濟。

三、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法的作用

經濟法是通過法律規范政府和民眾的行為，彌補市場自身機制的缺陷，促進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來說，經濟法就是國家以法律手段強制規范經濟行為。我國雖然一直注重依法治國的方針策略，但是因為時間過短，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是欠缺，我國經濟的轉型時期由最開始的經濟法律不甚完備，到后來的對法律規制的重視、完善度不夠，都導致了經濟活動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現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規范經濟活動的不法行為，掃清經濟發展中的障礙。并且我國的經濟法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并沒有完全起到一個法律的主要功能，很多時候都被經濟政策所取代。經濟法作為一種部門法，具有一般法的作用，經濟法作為一種調整經濟活動的特別法，其產生根本目的之一是為了調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重要。堅持市場和政府兩個杠桿的調節，來保證市場經濟順利進行，可以處于健康有序的狀態，來指引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同時，經濟法也矯正了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四、結束語

中國在確定了經濟轉型的方針政策之后，經濟法與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兩者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經濟法發展，其后，經濟法的反戰又通過對經濟活動中一些現實問題的關注來構建經濟活動的法律制度。我們需要明白，經濟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經濟法的創建、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對于現代化僅僅百年余的中國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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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經濟法理念研究[D].浙江財經大學,2014.

[3]王倫剛.經濟轉型與中國經濟法理論的邏輯起點[D].西南財經大學,2004.

第2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黨的十一月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的熱妙下，企買行市場經濟方針的指引下，我場經濟迅速發展，作為國民經濟組成部分的企業正面臨著市場經濟的挑戰，傳統的計劃經濟已經開始被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所代替，原有的管理體制正在迅速轉換職能。在這一轉變關頭，作為企業管理的組成部分和認識市場經濟的工具之一的企業統計，在這一歷史大潮中，也同樣存在著轉變職能的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統計工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已成為企業統計工作者迫切研究的課題，本文從以下四個方面談點膚淺的看法。

1企業統計工作職能的轉換企業統計工作的任務將從主要為宏觀經濟服務的同時必須轉向主要為微觀經濟服務，企業統計的職能將從主要監督檢查計劃轉向信息、咨詢服務和監督等多種職能。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統計作為國家經濟活動完成情況的一個基本報告單位，企業統計的任務也只局限于簡單的為上級上報數據，反映國家計劃的實施情況，為各級組織檢查計劃進度服務，自己開發的數據資源很少，統計的多種方法也不能得到很好運用，企業統計的管理經濟和認識市場經濟的功能不能很好地發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職工利益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好壞休戚相關，這充分決定了企業統計的任務必然是在為上級服務的同時，充分發揮信息功能，更多地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服務，只有這樣，才有統計的價值。目前企業統計管理職能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一是企業統計指標體制內容不能系統地反映市場經濟運行的全貌，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下微觀經濟管理的需要，企業內部各專業各部門的指標自成體系，既有交叉重復，又有不少空白，沒有形成完整的統一的企業統計指標體系，企業第三產業統計指標和科學技術統計指標更為落后;二是統計分類不完整，不配套，不統一，也沒有統一的編碼標準，有的連微機都沒有，因此企業統計不能適應信息處理自動化，更談不上信息共享和對外開放的需要;三是企業統計調查的計劃性和協調管理很差，報表多而亂，報表幾十年不變，調查方法簡單陳舊，很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四是統計整理基本上采取手工方式，企業大量寶貴的原始信息資料在逐級匯總中被漏失，數據利用率很低，不能及時滿足企業決策者對統計信息的需求;五是企業統計組織機構不適應統計任務的要求，企業統計機構基本上是附屬，不能獨立行使職能。企業內部“條條塊塊”關系沒有完全理順，企業統計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統計人員待遇欠公正，統計人員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六是企業統計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難究的現象屢見不鮮，企業統計人員依法獨立行使統計調查權、統計報告權、統計監督權常常受到干擾。針對當前企業統計管理職能中存在的間題，一是加速企業統計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綜合管理型統計;二是建立完善企業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統計指示體系;三是加強傘業統計法制建設，嚴肅統計監督;四是開發企業信息管理系統，建立開發廣泛靈活的統計信息服務方式和渠道。

2圍繞市場經濟，提高經濟效益開展統計優質服務a.在市場經濟時代，企業要在市場竟爭中謀求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轉換經營機制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必將成為新型企業生產經營的中心。作為管理經濟的工具之一的企業統計，其服務方向也必然隨之轉變，轉變到圍繞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提高產品質量的方面來，廣開信息資源，做到兩頭兼，即一是堅持為領導、上級部門服務，二是堅持為基層、班組服務，企業推向市場以后，職工利益已與企業經營情況緊密相聯，生產者也迫切需要了解本單位，本崗位產品的質量、數量及消耗情況，找出差距，采取措施，減少損失，提高經濟效益，不斷地推動企業的整體效益特別是市場效益的提高，從而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為了不斷地提高經濟效益，1994年以來，在統計優質服務方面，著重開展了幾項工作:一是在完成上級的報表的同時，針對近兩年來產品質量欠佳，消耗較高的間題，收集、整理有關資料，及時向領導和基層班組提品質量控制信息。二是根據統計信息，協助有關部門及時分析和查找原因，使之做到:領導及時掌握情況，加強調控，改善質量;生產者及時了解本班組及兄弟班組情況，使之有所比較，及時改進操作方法，減少消耗，提高質量，達到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消耗的下降，促進了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b.企業內部的統計調查，亦要隨著企業的經濟機制的轉變向經營管理轉變，改變傳統的僅靠常規的全面報表的統計調查方法。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調查方法上應采取全面報表的統計調查與抽樣調查，重點調查等靈活多樣的調查方法相結合應用，以保證信息的時效性，企業的生產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產品質量的好壞受人、機、料、法、環五大因素影響，要找出影響因素，僅靠全面報表是難以反映，難以找到其真正原因的，這就要求采用重點調查與抽樣調查的方法，查找原因，從而達到提高操作水平，改進工藝，改善原材料質量，保證生產正常發展。

第3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迅速，在80年代里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多，進入90年代年增長率達10%以上；與此同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場繁榮、購買力旺盛便是明證。但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工業卻出現了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現象，企業虧損面達1/3左右，每年對虧損企業的補貼高達500億元以上。何以會出現這種經濟高速增長與國有工業經濟效益連年下降的反差現象呢?研究其中的規律將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實，這種反差現象的產生，在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有其必然性。準確地說，國有工業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發生了轉移，不然就不會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業效益的轉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向第三產業，以及向個人分配三個方面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可能要持續到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會穩定。

首先是效益向原材料和基礎產業轉移，包括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一趨勢在80年代后期變得更為明顯了。以上海為例，國有工業可比產品在80年代末因原料材料價格上漲多支出約80多億元，而產品調價增加的收入約70多億，即有10億多元利潤（約占總利潤10.4%）轉移出去了。此外，連同能源交通提價、征收能源交通基金、基礎設施使用收費等，估計國有工業15～20%的利潤轉移到原材料和基礎產業部門。這一轉移的結果促進了原材料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較快發展。

其次是向第三產業轉移，尤其是轉向金融保險、房地產業和中介服務部門。仍以上海國有工業為例，80年代中期每年支付銀行的利息不足1億元，到90年代則達20億元以上。此外，廣告宣傳、土地有償使用、房地產增值提價、教育附加費提高、對文化事業的資助等等都使企業效益轉向第三產業，估計這部分轉移占利潤總額30%以上。這一轉移的結果顯然有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去年，上海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已達38%，而十年前為25%左右。

第三是向個人分配轉移。由于過去長期實行低工資制，改革以來進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資的增長率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此外，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局部實行了工效掛鉤，如經營者按承包利潤提成，推銷員按銷售額提成，設計員按設計費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個人傾斜。效益向個人分配轉移的結果促進了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導工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并使產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為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創造了條件，如民營經濟、股份制的發展等。

回顧50年代和60年代，工業經濟效益較高的原因恰恰與當前發生的轉移相反，那時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通過計劃經濟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業領域：原材料、農產品、能源交通的價格都壓得很低；基礎設施、土地、資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費；職工的工資也很低；從而保證國有工業有較高效益，使工業得以迅速發展起來。然而，經過30年后，基礎產業的瓶頸、第三產業的衰退、消費結構單一、消費水平不高日益成為經濟迅速發展的制約因素。因此，當我們向市場經濟過渡，要調整經濟結構時，市場這一無形的手就必然會調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過利益結構的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進而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以說，上述國有工業效益的轉移是我國經濟進行市場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

第4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生成和運行，都離不開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或道德基礎，市場經濟體制也不例外。我國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之中，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在道德建設中面臨著新的困境，傳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以及計劃經濟時代提倡的“大公無私”等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道德規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觀走向了極端，禮儀缺失、不講誠信、損公肥私的情況屢屢發生，封建迷信、黃、賭、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了制約我國社會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經濟體制轉型時期問題的產生

社會轉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進化，它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結構劇烈的、整體的和根本的變化。我國的社會轉型首先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種過渡又首先表現為一種經濟體制或資源配置轉變過程。但是僅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是無法全面把握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刻含義的，實質上，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包括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變化的整體性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計劃經濟相聯系的，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對命令無條件地服從構成了這種制度的基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曾經發揮過相當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動員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并在生產力較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實現了社會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穩定和發展。

從計劃經濟這種通過各種指令控制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特征來看，它比自然經濟有所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經濟的狹隘性、保守性和小農意識。但是這種過分強調外部約束的體制框架又較大程度地抑制了創造性主體—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這種約束是在極少物質激勵的條件下進行的，進而制約了整個經濟、社會中組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結果是助長了惰性，依賴性，中庸主義，平均主義。活力喪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別是當經濟的發展水平提高經濟規模變大，利益主體增多，利益目標多元化時，單純的精神激勵已無法超越人們內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就必然產生各種有意或無意的抵制效率的行為。經濟越發展，計劃經濟條件下那種動力不足，結構僵化，效率低下，盛行的弊病，就越發明顯，以致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久而久之，經濟發展必然陷于停滯。

而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一種更為理想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場機制要求每一個主體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較強的依附性，并且承認每個主體都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在此基礎上，每個主體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將被最大程度地激發出來，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趨于更為理性的選擇，并在追求這種個人利益的過程中極大地增進社會的福利，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也正是亞當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場機制取代計劃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成為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一種必然選擇。這樣，我國就面臨著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成功轉型的問題。

二、轉型時期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我國的經濟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與此同時，禮儀缺失、不講誠信等道德失范現象也成為了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道德規范是對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形成道德關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規范從一部分習俗規范演化而來，以信念、習慣和內心情感等內在因素為基礎，以善與惡、誠實與虛偽、榮譽與恥辱等觀念作為評價尺度，在輿論和教育等強制力下發揮作用。人們遵行道德規范往往基于基本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表現出是自覺行為。而所謂道德失范，也叫違規、越軌，是指社會群體或個體偏離或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主要是指對社會發展和進步有負面作用的破壞性越軌行為。要弄清道德失范現象產生的原因，必須基于對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強烈社會變化對置身其中的實踐主體—人的主觀世界及價值觀的沖擊的分析。

經濟文化的落后，不僅使我們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而且存在著體制落后與人的發展水平低下這一根本矛盾。在我國的舊體制下，個人的價值觀被極度扭曲，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被極度否定和壓抑，人們在活動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表現為極強的依賴性，主要是依賴外界標準調節自身行為，缺乏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和獨立選擇的能力。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大解放和西方文化的大舉進人，使人們的思想空前的活躍，并且面臨著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念的強烈沖擊，當新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模式尚未生成、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實踐主體尚未形成時，面對社會的多元狀態，個人難免無所適從，容易做出多元選擇，甚至與現代化目標相背離。市場經濟體制客觀上首先是對獨立、自覺、成熟的現代化主體的呼喚和塑造，在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推動下，促使人們擺脫各種人身依附和權力依附，向富有個性和創造性的獨立個人轉化。然而轉型時期理論準備的不足和制度文化建設的滯后，致使人們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至上”和“自由放任”的原則面前，極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尋求自我價值，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的過程中，從過去個性與需求被極度壓抑，轉至對個性的追求極度膨脹。個性的過分張揚導致了個人難以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手段與目標的關系，從而迷失了個人發展的方向，出現了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和社會利益之上、為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擇手段的現象。此時，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個體的主動性變成了隨意性，積極性變成了破壞性，“一只看不見的手”失靈了。由此可見，市場經濟的目標設定更偏重于經濟的合理性而非社會的合理性。如果缺乏對市場機制倫理目標的審視、規范和修正，市場經濟活動的結果可能會使其內在的社會合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走向道德目標的反面。單純的市場目標容易導致將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豐富的關系簡化為單純的商品交換關系或世俗的功利關系，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時候，容易使人在擺脫了舊體制下“人的依賴關系”的同時，又陷人“對物的依賴關系”之中，從而產生一種人的創造物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的“異化”現象，使人們喪失對終極理想和目標的追求。

因而，在我國的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由于舊體制的影響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人們還缺乏對自己行為的合理化判斷，另一方面由于新體制對人們潛在的本能的“物欲”的強烈激發已超越了現有體制文化建設對其中消極因素的抑制，而且在轉型時期，社會個體的素質和狀況在總體水平上不會超越對自身功利的追求，相反，對功利的過分迷戀，反而成為支配個體行為的一種強大異已力量，于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均不成熟，且欠

缺必要理論準備的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嚴重的道德危機就是有了其歷史特殊性。由此導致唯利是圖，欺詐、腐敗等為了個人利益而違背良知，無情踐踏他人、社會利益的不道德現象比比皆是，市場經濟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肯定演變成為部分經濟主體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已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機會主義”的盲從。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的必要性及應注意的問題

認為，一定的生產方式必然產生并要求一定的經濟體制，一定的經濟體制，必然產生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結構和道德結構，道德不僅是經濟體制的反映，而且是經濟體制建立、發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精神條件和重要因素。中國目前遇到了向成熟市場經濟邁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問題。市場經濟時代要求法治、提倡個體創造的同時，同樣需要與之相適應、能促進其健康發展的完善的道德體系。

社會轉型是人類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趨勢。就中國而言，當前正處在二十世紀以來一次最為深刻的社會轉型期，這種社會轉型突出表現在經濟體制、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這一深刻的社會轉型賦予了人們更為廣泛的社會道德價值選擇空間，給予人們的道德行為選擇以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這樣，就必然會更加突出道德自律的地位，大大提高個體道德自律的內在要求。

市場經濟體制之所以能成為目前人類社會所出現的雖然并非最好但卻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就在于它造就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并通過利益機制和競爭機制的驅動，促使人們的才能和創造性得以充分的發揮，由此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巨大動力。但是這種以價值為中心的經濟活動，要想有效而且良好地運作，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礎。它要求每一個經濟活動主體在其所從事或參與的經濟活動中都應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個體道德修養，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遵循一定的道德規范。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就是每個經濟主體應遵循的最起碼的道德規范。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中葉，在論述市場機制作用時，就曾經把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完全取代道德分析的。亞當·斯密在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指出:“自愛、自律、勞動習慣、誠實、公平、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這至少反映出了市場經濟中的自由競爭并不足以完全保障社會利益的增進，還必須是某種程度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而這除了能否建立起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法律和規則的框架外，還需要有能實現公平競爭的道德環境作支持，兩者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機制正常健康運行的重要外部條件。由此亦說明，真正的市場經濟應是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的統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趨利動機是無可厚非的，而這也正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效率的動力源。但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趨利動機的實現方式是怎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不僅不應當限制人們的趨利動機，相反，應鼓勵人們趨利動機的生成，但在其利益的實現方式上，則應該要求其合乎法制和道德的規范。如果說法律的規范是在特定場合對規范個體行為發揮作用的他律因素的話，道德的規范則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從而保證人們對經濟利益的追求與道德理想統一起來的自律因素。兩者發揮作用的區別在于:法律作用于有形，而道德則作用于無形之中，道德就象是一只維護市場正常有序健康運行的無形的手。

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行為。市場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用以維持市場經濟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基本的內在道德信念，決定了人們評價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構成了人們基本的道德人格或良知，并成為人們在與他人交往中基本的行為準則。這樣的行為規范可以保證個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時所采用的方式是具有社會合理性的，即它是在不傷及他人和社會利益前提下的趨利動機和行為。這有助于減少在外部市場上進行交易時由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確保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和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交易行為中產生的各種契約關系，其履行與否及其實現程度不僅要依靠外在經濟法律制度的保障，還要依靠當事人之間最起碼的誠信去維護。當一種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在全社會建立起來以后，合同或契約在交易中的有效性就會大大提高，從而可以大大減少因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義務而帶來的損失，對法律的需求也會降低，這樣就節約了交易成本，保證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由此可見，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一個具有高度道德修養的人，也必定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也就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

就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道德秩序建設而言，最尖銳的矛盾恐怕在于“失信”及缺乏法治精神。充斥我們市場每個角落的大量假冒偽劣、偷漏騙稅、騙匯、走私、商業欺詐、逃廢債務、財務失真、招投標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重特大安全事故頻發等各種丑惡現象，無不是缺乏誠信、缺乏法治精神，道德良知泯滅的結果，這不僅直接危及他人、社會、國家的利益，更為嚴重的是它將破壞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健康發展的前提，即良好的、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從而阻礙我們國家社會轉型的成功進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也不是純粹的物質利益關系，只有為社會提供有效產品和服務，經濟主體才能達到逐利的目的，而只有這種符合集體、社會利益的逐利行為才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允許的，這即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產生的客觀基礎和主觀前提。當前我們社會中存在的無論“失信”行為，還是置法律于不顧、“有法不依”、鉆現行體制漏洞的缺乏法治精神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都與道德建設的某些胭如和失誤有關系。對一些已出現的消極現象，僅僅依靠法律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尚且不說有的問題是現行不完善的法律根本觸及不到的真空地帶。因此，當前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在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將會受到多元化的挑戰，人們的理想、觀念、道德、情感和心理，也必然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針對這樣的情況，在進行道德建設時，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道德建設，并不是以道抑利。市場經濟鼓勵人們對利益的合理追求，但是要以道德來促成合理合法的利益實現方式或途徑，也即市場經濟在鼓勵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利益的經濟人存在的同時，并不排斥道德人的存在。

第5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市場機制;宏觀調控;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045.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1-0001-03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的本質要求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因此,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就是要通過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形成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和政府有效實施宏觀調控的體制安排｡顯然,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上必須科學認識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在實踐中必須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筆者擬就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談幾點體會｡

一､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相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

市場機制是以微觀主體的自主能動為基礎,通過市場上各種價格的變動､供求關系的變化以及生產者之間的競爭等來推動經濟運行､實現資源配置的｡其基本運行過程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主要依靠市場供求關系自主靈活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并在競爭中實行優勝劣汰;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反過來價格機制又成為調節供求關系和配置資源的基本手段｡這表明,供求機制､價格機制與競爭機制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的充分作用,就是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顯然,唯有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經濟運行才是充滿活力的,資源配置也才是富有效率的｡換言之,市場機制就是效率機制｡市場能否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區別是否市場經濟的根本標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就在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指令性計劃配置資源,事無巨細都由政府包攬,其結果是資源浪費嚴重,經濟效率低下｡因此,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并把它貫穿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要通過相關的改革,包括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等,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但是,至少有如下一些原因,使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成為必要:其一,由供求關系和價格機制引導或推動的復雜多變的微觀經濟活動,并不能保證國民經濟在整體上持續健康運行;其二,受贏利動機驅使的市場機制難以有效提供往往是無利可圖而又為全社會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也難以對市場主體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產生的一些損害他人利益與經濟社會環境的行為或后果,如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等實行自動的約束;其三,由于各種形式的壟斷造成的整個社會層面的效益低下或規模不經濟,而這些壟斷要么是市場機制無法克服的如自然壟斷,要么是市場機制造成的如經濟壟斷｡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的目的在于解決市場機制造成的“失誤”和“失靈”,以保障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而又健康運行｡因此,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必須有效實施宏觀調控｡換言之,宏觀調控也必然要貫穿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要通過相關的改革,包括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進財政､金融､投資體制改革,形成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

概括地說,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作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兩者的作用,任何時候也不能把兩者割裂開來｡

二､處理好兩者關系的關鍵是科學地實施宏觀調控

但是,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又有效實施宏觀調控,在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實踐看,一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雖然不斷得到加強,但對某些領域和環節特別是某些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的調節仍然有限,例如土地､國有企業高級管理者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的程度還不高,某些宜于市場調節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特別是壟斷行業的相關價格仍然處于嚴格的行政管制下｡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也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例如,調控的方式缺乏靈活性和多樣性,在一些時期,行政手段仍然占據主體地位,經濟手段的運用還不夠經常和自覺;調控的時機與重點的把握還不夠精準,及時性､針對性､差異性需要進一步增強｡總體看,靈敏､規范､有效的調控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調控效果難以保持持續性和穩定性,經濟運行仍沒有走出“一控就少､一放就多”或者“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進一步看,所謂宏觀調控,實際上是政府通過一定的手段對市場整體或某個方面的某種程度的制約,因此,是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否健康地運行,從根本上說,都同政府宏觀調控直接相關｡這表明,處理好兩者關系的關鍵是科學地實施宏觀調控,要著眼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保障國民經濟總體穩定運行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并且要把加強寓于改善之中｡

三､改善宏觀調控要在目標､重點､方式､時機､力度五個方面下工夫

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改革和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宏觀調控,必須切實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立足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密切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際｡特別要在如下幾個方面下工夫:

第一,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目標｡這是有效實施宏觀調控的前提｡明確的目標,既是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標準,也是正確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據｡基于國際國內經濟發展運行的實踐經驗,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促進經濟增長｡在堅持質量､效益､結構和速度相統一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實現經濟的適度較快增長｡二是增加就業｡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就業門路,努力把失業率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三是穩定物價｡既要防止通貨膨脹,又要防止通貨緊縮,保持商品與服務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四是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積極發展進出口貿易,不斷完善外貿與金融外匯管理體制,實現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交易在內的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長期以來,政府包攬一切,宏微不分,政企不分,不僅使宏觀調控的任務特別是階段性､緊急性任務難以及時完成,而且破壞了順利實施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要通過推進政資分開等有力措施實現政企､政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切實解決政府“錯位”､“越位”和“缺位”問題,規范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把政府工作重心和調控重點切實轉變到實現上述四個方面的目標上來｡

第二,正確選定宏觀調控的重點｡每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不同,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也不同,因此,宏觀調控在把握總目標､總要求的前提下,還要準確把握每一個時期的重點,這是使宏觀調控取得階段性成效的關鍵｡每一時期宏觀調控重點的選擇既要立足于當前的需要,又要著眼于長遠的發展;既要考慮整體的統一,又要體現區域的差別;既要突出發展任務的要求,又要凸顯體制保障的內容｡要特別指出的是,調控重點的選擇切忌泛化､隨意化,也要克服被動性和盲目性｡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有深刻的歷史教訓,而且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好｡

第三,合理運用宏觀調控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是確保宏觀調控科學有效的保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宏觀調控方式的運用從總體上說要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依靠單一的行政手段調節轉向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調節并用,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調節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二是經濟調節從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計劃調節轉向計劃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的有機結合､協調運用,而計劃手段主要是指導性計劃､預測性計劃､方向性計劃和政策性計劃｡這些年,通過對計劃､財政､金融､稅收､投資､價格與政府審批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不斷深入的改革,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已在宏觀調控中廣泛應用,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間接調控體系已初步形成｡要從形成能動性､自律性的微觀主體和建立有利于政府公正履行職能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構架兩方面深化改革,牢固確立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

第四,有效抓住宏觀調控的時機｡實施宏觀調控,既要避免調控對象上的模糊,也要防止調控時機上的錯誤｡要審時度勢,準確把握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抓住有利時機,運用有效的政策組合,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建立防御機制,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予以迅速解決｡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新階段,市場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變異性大大增強,要加大對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力度,增強宏觀調控時機把握的準確性,從而增強調控的主動性｡

第五,科學掌握宏觀調控的力度｡經濟社會發展千變萬化,地區､行業情況千差萬別,因此,在實施宏觀調控時,應力求避免調控政策措施的實施在不同階段一個樣,在不同地區､行業“一刀切”｡調控措施的選擇既要立足于解決當前的問題,又要有利于促進下一步的發展,避免調控之“藥”下的過重過猛;要根據調控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進行政策調整;要區別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應進一步強調指出的是,著眼于上述五個方面改善宏觀調控,有賴于實施宏觀調控者的素質和能力,這包括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等,但更重要的是依賴于一個良好的體制機制｡因此,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關系,適應不同時期的需要把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關鍵是通過改革構建一個良好的體制基礎,否則憑調控者主觀意志或自我感覺實施的宏觀調控,其效果往往是短期的,其成本也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Mechanism and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and Recognized Correctly

FAN Heng-sha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 Beijing 277160 ,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theoretically , and have to deal with it correctly. The basal effect that the market mechanism towards to the resources deploy and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is supplement each other , and promotes mutually , it act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ke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both of them is that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actualized correctly. We should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the target ,keystone ,mode ,opportunity and strength to improve the macro-control and regulation.

第6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1)我國證券市場的規模相對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較小。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多在百分之30%以上,而我國則長期處于10%以內。按照世界交易所聯盟公布的總市值數據,滬深證券交易所的排名連續下滑。雖然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市值不斷增長,但我國證券市場的總市值與GDP的比例仍相對偏低。

(2)我國證券市場的融資功能沒有充分發揮,融資效率低下。企業融資主要通過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手段實現。這種局面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不利于調整經濟和經濟的增長方式,不利于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也不利于防范金融風暴。而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存在巨量的閑散資金,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中只有少數大企業獲得融資,而許多中小企業由于達不到上市門檻還不能大規模地在證券市場融資。企業貸款經營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負擔,這不利于我國中小企業的成長,嚴重阻礙了我國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和發展。

(3)我國證券市場法律法規不健全,運作不規范。作為證券市場主力軍的證券公司實力參差不齊。目前證券市場中的上市公司雖然有一些較優秀的上市公司,但所占比例不多,而且新上市公司的問題仍然嚴重。另外部分上市公司融資后項目突然變更的現象也比較突出,這是目前證券市場中較為敏感的執法不嚴的具體表現。我國證券公司與國際大證券公司的巨大差距顯然構成了我國證券公司在未來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和潛在風險,使我國證券公司不足以與國外大證券公司相抗衡,在風險抵御能力上處于明顯的劣勢。

(4)我國的證券市場是一個典型的“政策市”。政策市是政府干預程度較深,市場經濟發展處于較低的階段,傾向于采取政府行政干預的手段直接調控股市走向來為政府經濟發展目標服務和解決“看不見的手”失效問題。我國證券市場的運行主要受到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我國的政府政策還過多地干預了證券市場的運行,導致波動頻繁。政府的全面介入,深入的行政干預,給市場打上了明顯的計劃經濟烙印,挫傷了市場的效率與活力。

2我國證券市場的優化運行策略研究

2.1對我國證券市場現狀的原因探析

第一,脫胎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證券市場在建立的初期,由于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片面理解而設置了上市公司中較大比重的國有股,形成了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從而造成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的不平等現象。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我國證券市場上出現的只是大批投機客而不是投資者。使得我國證券市場雖然規模不大,但其波動幅度卻是世界之最。

第二,由于我國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度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不嚴格,造成了政府對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監管不力,上市公司及相關主體運作不規范,從而引發市場風險。種種不利于證券市場發展的行為沒有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為證券市場的發展埋下了重重隱患。

第三,在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之初以行政性分配為特點的上市額度造就了一批先天不足的上市公司,再加上后續監管不力、市場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我國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不高。當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水平和證券市場改革開放的要求存在較大的差距。證券市場的改革開放對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經營運作的規范和核心競爭的提升提出了新的挑戰。而我國上市公司還不能完全適應新挑戰。

這諸多原因的結合,造就了我國證券市場的不健康性。而在不健康的市場中鍛煉出來的投資者的不成熟性表現得也就尤為明顯,從而使得我國的證券市場變幻無常,增大了市場的不確定性、降低了可預期性。

2.2我國證券市場運行的優化調整模式

(1)由著眼于融資和倚重粗放型的數量擴張的基本策略,轉向著眼于投資回報、倚重質量提升、效率提高、結構完善和制度發展的基本策略,改變結構改革和制度發展長期滯后于市場擴張的局面。一是政府的政策必須由過去的基于資金驅動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推進上市公司、證券公司和資產管理機構的企業制度改革,重視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和整個市場的質量,刺激效率,促進與保障資本和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保證證券的有效供給。二是建立合理的證券市場定價機制,使價值投資和價值發現成為市場交易的主要驅動因素,保證市場健全、有效地運行。

(2)市場的運作與發展,由政府導向轉向市場導向,由主要依賴行政手段轉向主要依賴市場機制和法治機制。政府的功能集中于提供并保證實施有利于市場有效運作和健康發展的制度規則,集中于培育和創造良好的市場運作與發展的制度環境;依靠市場調節、微觀機制完善和法治秩序保證市場的規范運行。

(3)保持短期行動與戰略目標之間一致性和協調性,保持恰當的行動次序、時機、方向、路徑和配套性。在制定短期政策和采取短期行動時,注意既避免與長期戰略目標相沖突,也避免為以后的行動制造障礙,即在解決舊的發展障礙和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避免制造新的發展障礙和歷史遺留問題。

(4)在證券市場宏觀穩定政策工具的選擇方面,注重發展證券市場的內在穩定機制。通過市場質量提升、結構改善和微觀機制的合理化來控制、降低和化解市場風險,避免高度依賴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行政穩定措施;注重短期穩定與長期穩定相一致,避免短期穩定措施加大長期風險,損害長期穩定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2.3我國證券市場優化策略分析

(1)加強證券市場機構體系建設。證券市場主體質量的高低,對我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是推進資本市場主體發展的關鍵。①取消額度管理代之以核準制。股票和債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由于對證券發行標準制定較低,這給行政部門行使權力提供了較大空間。嚴格行政審批,提高上市標準,取消或減少行政干預,將證券市場的額度管理換之以核準制,這樣既增強了市場參與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國家可以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上市標準,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經濟快速協調發展。②強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股份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轉軌,更要轉制。對于那些業績長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證券管理部門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只有保證了上市公司的質量,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和擴容才會有保障。

(2)加快金融產品創新與業務發展。加快產品創新和拓展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建立基于市場的金融創新機制,發展多層次、多品種、多渠道的完整市場,實現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引入股份回購方式,加快國有股減持。完善債券品種結構,積極發展企業債券,探索資產證券化的創新模式。大力發展開放式基金和中外合作投資基金,促進股市債市以及基金市場的良性互動;進一步完善二板市場,大力發展場外交易市場,加快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

(3)加強政策配套,規范證券市場。證券市場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場,只有建立起嚴密的法律體系,各交易環節嚴格按法規操作,才能保證交易活動的安全和可靠,保護交易各方的合法權益,降低證券交易風險,使證券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我國的證券市場監管機構法律地位不明確,存在監管主體多元化的問題,而且法律制度也缺乏配套性和時效性。因此加強政策配套,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力度成為當務之急。政府采取的各項監管應該以法律和制度為出發點,不斷完善我國證券市場健康運行所需要的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同時也要加強執法力度,嚴厲打擊證券市場中的各種違規行為。

3結語

通過對我國證券市場整體運行狀況的研究分析,我們充分認識到了我國證券市場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所存在的缺陷與不足,讓我們能從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中總結經驗并汲取教訓,以提出更多更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我們堅信,通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改革,我國證券市場一定能夠擺脫困境、逐漸成熟,走上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發揮證券市場的真正的、本質的功能,更好地調節資本分配、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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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關于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研究和討論，一直以來最流行的說法和意見，是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應匹配或統一。但中國地區間經濟社會存在的巨大差距，決定了財權與事權匹配在實踐中難以實現。中國政府間財政收支匹配關系的基本制度，應以尋求“公共支出管理責任與財力相匹配”為目標。

事實上，事權與財權的概念為中國財政理論所特有，國際財政分權理論基本上不使用這樣的表述。這一理論和概念的形成，與中國計劃經濟歷史密切相關。

事權與財權及兩者的統一，比較權威的表述，是財權和政權總是聯系在一起，有政權就必須有財權，否則無法實現其政治經濟任務。1954年《憲法》規定，全國有中央、省、縣、鄉四級政權，各級政權都有審查批準執行預算的權力。財權和事權也是聯系在一起，中國的社會制度決定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國營企業與事業，國營企業和事業歸哪一級管理，即事權放在哪一級，財權也相應放在哪一級，地方財權的大小和中央劃給地方的事權一致。

上述理論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發展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基本論點是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應該統一。現在許多人依然在使用這樣的表述和理論。

但從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開始，改革的實踐已經背離了這個理論。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統一，中央政府擁有了更大財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與其支出（事權）相比要小。這種改革后的事實成為現在爭論的背景。

問題在于，究竟是改革錯了，還是原有的理論滯后了？更重要的是，應該遵循原有的理論，還是應該創新體制和理論？

建國以來至1994年前，中國財政體制歷經了十幾次調整，但劃分中央與地方間財政收支的依據始終具有“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統一”這一特點，在按照行政隸屬關系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后，收入劃分實行直接匹配，財力實行“先下后上”。即根據各級政府的支出事權，收入與支出規模相聯系進行財政資源配置，實行收支掛鉤。

1994年分稅制改革，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在財政的支出劃分上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也沒有進行明顯調整。改革重點是對收入劃分進行了大的變革，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實質上改變了以地方收支掛鉤為基礎的財政體制，形成了現行的財政體制。

這種體制的突出特征是收入首先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財政收支脫鉤，中央財政或者上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使下級財政的收入財力與支出需要相匹配。因此，現行體制的特點，是地方財政收支脫鉤下的間接匹配、“先上后下”的體制，這是目前國際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模式。

為什么中國在經歷了十余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后，要對政府間財政關系進行重大改革？

表象原因，是中央財政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削弱。更深刻的原因，是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重大轉變，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舊的財政體制與新的市場經濟發生了沖突。市場經濟要求形成全國統一、資源自由流動的大市場，而舊的財政包干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激勵地方政府保護本地經濟資源，封鎖外地商品進入本地市場，整個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政府職能由直接配置經濟資源為主，轉向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政府間的職責劃分，不可能按原來事權劃分的概念進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發生了實質性改變，由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財政收入以利潤上繳為主，轉變為以稅收收入為主，使政府間的財源配置與企業的隸屬關系之間的聯系已經十分微弱。

按市場經濟的要求，為協調地區間因經濟發展差距形成的公共服務差別，中央財政需集中一部分財政收入進行再分配。將影響市場機制按照全國統一市場原則配置資源的相關稅種，如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進出口稅收等集中作為中央財政收入，盡可能弱化稅收環境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分稅制改革正是適應了這樣的需要。不過，由于分稅制改革的漸進性、階段性，中國的政府間財政關系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許多人誤以為實現事權與財權統一可以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但這可能導致體制的倒退，甚至回歸舊體制。

既然事權劃分及與財權相匹配的理論是一種“回歸”原體制的想法和理念，與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體制現實有較大差距，這就需要更新理論。

首先，應將事權改變為公共服務職責。事權的特定含義，是各級政府對所管理的國營企業與事業的行政管理權，它反映的各級政府管理職能的劃分，突出的是行政隸屬關系。在現行政府間財政關系中，仍保留著按照行政隸屬關系來劃分支出責任的做法，但隨著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國企關系的變化，政府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尤其是收入劃分的分稅制體制的形成，“事權”概念與新體制發生了明顯的不協調和理念上的碰撞。

“公共服務職責”則是指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和責任，與“事權”概念不同。其特點是政府職責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是服務型政府，管理寓于服務之中；各級政府公共服務職責的劃分，不僅僅是依據行政隸屬關系。

其次，應將支出責任細分為“公共服務職責”與“支出管理責任”，兩者既相互聯系又有所不同。政府公共服務職責往往決定相應的支出管理責任，此時兩者的關系相一致。但有時會不一致：有些公共服務職責是由上下級政府共同承擔，如轉移支付的資金支出，上級政府承擔資金的分配，具體的支出管理責任全部由下級政府負責。因此，籠統地使用支出責任的概念，很難區分上述兩者的區別。

第三，要區別財權與財力的概念。財權是指在法律允許下，各級政府負責籌集和支配收入的財政權力，主要包括稅權、收費權及發債權；財力是指各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擁有的以貨幣表示的財政資源，來源于本級政府稅收、上級政府轉移支付、非稅收入及各種政府債務等。

財權與財力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擁有財權的政府，一般擁有相應的財力，但政府擁有財力不一定有財權。上級政府的財權常大于其最終支配的財力，一部分財力要轉移給下級政府使用，結果是下級政府的財力往往大于其財權。這種財權與財力關系的框架，是目前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通常使用的制度框架。

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應該與財權統一。中央政府具有調節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的職責，地方政府只有負責本地區公共服務的職責，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具有比地方政府更大的財權。

第8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文章首先對產業政策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介紹。其次，本文介紹了美國、德國、日本三個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實施的產業政策、實施產業政策的背景及其原因，根據西方發達國家運用產業政策的歷史對產業政策必要性進行理論分析。之后，本文又介紹了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實施產業政策的發展變化及其主要原因，并在深化體制改革和進一步對外開放背景下，參考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為我國今后制定產業政策提出建議。

關鍵詞：產業政策；必要性；政策制定

一、緒論

（一）選題背景及意義

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在《日本產業政策》一書中，將產業政策定義為“政府為改變產業間的資源分配和各種產業中私營企業的某種經營活動而采取的政策”。通過實施產業政策，扶持和促進某些特定產業部門的發展，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縮小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發展經濟學中一個相當流行的觀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得到了重大發展，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回過頭看，產業政策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在未來的發展中，是否要制定產業政策，應該制定怎樣的產業政策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楊思正[1]研究了日本、西歐、美國產業政策的內容、作用及其政府在經濟作用中的地位，強調我國應該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能夠順應國際市場的變化的產業政策。陳韻華[2]通過研究戰后日本產業政策的演變規律，比較近三十年來中國的產業政策變化，從而為我國未來如何制定產業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議。鄭代良[3]通過研究國際上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政策，為我國如何制定高新技術產業政策提出建議。

二、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實施產業政策的事實及其原因

從西方發達國家二戰后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到，各國政府都積極采用了制定實施產業政策的手段，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向做出戰略性的安排。德國通過關稅保護來扶持本國工業。美國通過反托拉斯法來鼓勵競爭、消除壟斷，從而使本國工業得到充分發展。日本以實施殖產興業政策開始本國政府對產業政策的制定，從而推動本國的工業化進程。

從德國的發展歷史來看，由于在戰爭中遭到了重大創傷，德國政府制定了優先發展電力、煤炭、道路、造船、醫院和房屋建設的產業政策，目的是保證工業正常運轉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基礎工業得到恢復后，政府對制造企業提供大量的科研資助，以提高本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第三階段，新型工業化國家的出現使得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德國政府開始將產業政策轉向發展高新科技產業。

三、產業政策的必要性

（一）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

從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再到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產業政策作為一種政府手段干預經濟是否是必要的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然而，從二戰后至今的歷史來看，產業政策無疑在推動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以產業政策實施最為成功的日本為例，在戰后恢復階段，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增加生產為主要目標的產業政策，以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和滿足人民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平穩發展階段，日本產業政策的制定著重在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模式，改進產品質量和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在第三階段，日本的產業政策著重于鼓勵優質企業合并，產生規模效益，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

（二）從社會發展規律的角度看

嚴格的產業政策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行的，無論是產業政策，還是自由市場經濟，都是與特定的歷史背景、發展階段、國際環境相適應的。

我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產業政策可以扶植幼稚期的經濟發展壯大，產業政策的制定非常有必要的。而當經濟進入成熟期后，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將變得復雜，產業政策應作為宏觀層面的指導建議，注意與市場的關系。

四、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實施產業政策的發展變化及其主要原因

（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產業政策（1978-1993年）

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直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中，政府對經濟進行直接干預，忽略了市場的功能。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強調更多依靠市場的力量來配置資源。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的產業政策（1993年至今）

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提出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加強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積極振興支柱產業，努力發展支柱產業；鼓勵和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積極開展對外貿易； 2005年，國務院頒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和《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它的目標是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促進一、二、三產業健康協調發展，逐步形成以農業為基礎、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2103年，發改委頒布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修改有關條款的決定》，規定了各產業中鼓勵類、限制類、淘汰類的項目。

五、對我國產業政策發展的建議

總體來講，二十世紀末至今，我國產業政策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我國產業政策依然存在很多的問題。首先，過于頻繁的制定產業政策使政策缺乏穩定性，不利于企業制定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其次，我國產業政策實施最多、最頻繁的是行政手段，許多產業政策依然具有計劃性的色彩。

面對我國以往產業政策存在的問題，筆者提出的建議有：

第一，確定市場化與公平競爭作為制定、推進與實施產業政策的原則，奠定發揮產業政策推進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第二，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的產業政策應既能符合我國發展現狀，又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相適應。

第三，制定符合產業發展一般規律并具有預見性的產業政策，我國的產業政策的目標應從量的要求轉為質的要求，努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限制資源消耗型、環境破壞型產業的發展。（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

參考文獻：

[1] 楊思正.產業政策的國際比較-日本、西歐、美國的產業政策[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4）.

[2] 陳韻華.戰后日本產業政策研究[D].武漢大學，2011.

[3] 霍焱.韓國產業政策研究[D].延邊大學，2003.

第9篇：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原因范文

政府頻繁干預市場。由于國有企業比重在要素市場中的絕對優勢，使得我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很大，我們稱這種行為是強勢政府行為。不管是在資源的有效性配置，價格的形成還是利益的分配等經濟活動中，我們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其實，在高度市場化的美國，政府也會干預經濟只是程度很小，我們可以稱為弱勢政府行為。在強勢政府行為下市場的價格調節機制會被扭曲，人們會產生一種誤判就是政府會為市場買單。在這種經濟意識下，道德風險會加速蔓延。道德風險會加劇信用危機，特別在金融市場，一旦失控會造成經濟的動蕩，泰國金融危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經濟發展模式滯后。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為了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要不斷進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水平低下，所以只能依托廉價勞動力和資源進行初加工貿易。08年美國次貸危機已經使得中國清醒地認識到，由粗放型加工業向集約型創新產業過度是當務之急。一方面，經濟發展帶來的通脹，使得國內勞動力成本提高，另一方面，過分依賴出口貿易在西方雙反政策下，貿易額波動較大。新興經濟體國家一貫奉行投資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見效快、可操作性強，但是會造成資源錯配和產能過剩，而且這些問題又往往會被高速經濟增長所掩蓋。09年以來中國鋼鐵和煤炭等行業大量的產能過剩，一方面是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外部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就是長久以來高貨幣發行和高投資造成的。

市場缺乏活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就像人體里的器官，維持著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由于我們的市場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的，這就注定其公有制部分具有相當大的比重。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是極其缺乏競爭性的。我們講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講創新，其實歸根結底是企業的創造力。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可為什么轉型是這么困難。在這個問題上，張維迎老師多次提到的企業家精神，正是滋生創新的土壤。國有比重過大，政府壟斷資源往往將企業家精神扼殺掉，談創新只是一紙空話。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中國，也面臨這方面的抉擇。

二、關于繼續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建議

1.轉變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

其實，政府干預和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方式。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是政府干預多一點，主要表現是市場中國有成分偏大，特別是要素市場。政府過度干預會造成價格扭曲和市場發育不足。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轉載須注名來源政府過度干預金融市場，往往會削弱了市場本身識別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市場經濟有自己的一套運行機制，合理的價格導向是核心，自由平等的交換和明晰的私人產權是前提條件。政府的頻繁干預會打破市場的正常運行，而且產權經濟與職權經濟的并存誘發很多尋租現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我的理解是進一步縮小職權經濟的范圍，擴大產權經濟。市場能做的應當由市場來做，政府作為守夜人，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保護私人產權和保證公平自由的交換，維持市場的秩序。市場則以合理的價格為導向，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

2.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多目標衡量經濟發展水平。過去我們一味的強調經濟發展是首要目標，忽視經濟結構的轉型，造成了很多“短視問題”。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投資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很多隱患，一旦經濟放緩很多問題就顯現出來。自09年以來，多個行業產能過剩、高貨幣發行催生樓市膨脹等一系列問題開始暴露。我們知道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過程是艱難的，因為它需要方方面面的改革。如果我們不能順利過渡又過分追求經濟增長，就會重蹈泰國的老路。在轉軌時期的中國，決不能只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量，這個單一指標衡量經濟發展，我們應該拓寬經濟維度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度。在這一點，上包括張維迎吳敬璉老師在內的多名經濟學家都達成共識，認為適度放緩經濟增長，理順市場體系更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

從投資推動轉向消費主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經濟發展模式不能及時轉變，導致經濟動力增長不足，最終經濟長期停滯的現象。長久以來，中國奉行投資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謂以最小的成本帶來最快的發展。這里所說的成本只考慮了生產成本而忽略了外部成本，所以造成了很多短視問題。09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后，問題的突顯使得很多學者開始擔心中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避免我國經濟陷入到這個階段的關鍵，就是把經濟發展的模式從投資推動轉向消費主導。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和市場經濟的理論內涵來看，消費是深化市場經濟的趨勢。這是一種行為方式的轉變，更是一種理念的轉變。隨著生產能力的提高和市場經濟的深化，以需求為導向的生產供給會使得資源配置更加有效。對于轉軌時期的中國，首先是思想上要有這種轉變，然后采取漸進式的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形成合理的定價機制和調整產業結構。合理的定價是消費主導經濟的根本保障，這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其次，我國應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特別是加快發展服務業。許小年老師曾提到，后工業化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制造業的相對衰落和服務業的興起。

3.增強市場活力

打破國有壟斷的市場格局。轉軌時期的中國滋生了更大的腐敗案件，其根本原因不是監管的缺失，而是兩種產權的并存，建立在職位基礎上的產權和建立在財產基礎上的產權[ 張維迎.市場的邏輯[M].上海：世紀出版社，2010.07-14.]。現階段的中國應該說是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比重，政府壟斷大量的資源，這種局面如果不盡快解決，市場會失去創造力，而價格在資源配置中會失真。道理很簡單，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不一定是通過創造財富而是想辦法通過收買有職權的人獲得資源。企業家會把開拓市場的精力轉移到分析政策上來。所以下一步要通過市場主導經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用價格機制合理的配置資源，市場能做的讓市場來說做，政府主要從事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的發展。